知名刑事辩护律师钱列阳

 一番波折之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放弃了委托律师的法定权利，最终由北京市司法局为其指定辩护律师——知名刑事辩护律师钱列阳。
　　到底什么样的律师可以为高官辩护，案里案外，他们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画像：50岁左右 功底深厚口碑佳
　　10年过去了，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嘉毅仍记得为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辩护的每一个细节。第一次注意到李嘉廷的名字，是1999年在昆明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时任省长李嘉廷主持开幕式。韩嘉毅说：“我发现这个省长口才不错，亲自主持开幕式。”没想到，4年后这位“口才不错的省长”成了自己的当事人。
　　律师大量参与高官腐败案件，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律师高子程告诉记者，他为高官辩护始于1999年的交通部原副部长郑光迪受贿案。
　　此后10多年间，高子程先后担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原行长张恩照、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陈同海、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以及陈良宇等高官的辩护律师。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高官落马数量的增多，中国已出现了一批为高官辩护的刑事辩护律师。包括许兰亭、高子程、杨矿生、韩嘉毅、钱列阳、张青松等，这些人大多具有共同的特点：50岁左右；法律功底深厚，辩护技巧娴熟；在律师界口碑颇佳，亦为当事人所认可。
　　身份：大多出身普通 无特殊背景
　　成为高官辩护律师有两种渠道：或由法院指定辩护，或是犯罪嫌疑人家属委托。
　　要得到法院指定并非易事。能得到法院指定，大多需要职业声誉良好，法律功底扎实，辩护技巧娴熟的刑事辩护律师。非此，即便法院指定，也可能被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所拒。
　　家属委托更多是慕名而来。北京律师杨矿生说，文强案家属找上门来，直接原因是他此前为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案的辩护在当地有非常好的反响。
　　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许兰亭也持同种观点，“能成为高官辩护律师，凭的往往是口碑。一个案件辩护好了，委托人便会慕名前来”。
　　“与一般人理解的不同，高官家属寻找律师，首先考虑的是律师的辩护能力，而非人们猜测的‘有关系’的律师。他们一般会找多位律师进行互相比对，最后才作决定”。韩嘉毅认为，能进入当事人家属视野的，首先得有出色的业务能力。
　　很多高官的辩护律师并没有特殊家庭背景；相反，他们大多出身普通。例如，祖籍山东的许兰亭，出生没多久就随父母迁到黑龙江，从小在农村长大。在中国政法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又远赴英国研究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问题。
　　高子程来自内蒙古巴林左旗一个小地方，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在家务农。大学学的是工科，后自学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
　　张青松1993年从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山东省平邑县检察院，报到时直接将人事关系转到司法局，做起律师。钱列阳则是担任警察10年后进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深造，最后进入刑事辩护界。
　　内幕:办理高官案件不能挣大钱
　　省部级以上官员的案件办理往往遵循这样的规律：立案调查均由中纪委发起，待主要问题查明后移交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立案侦查，侦查结束后再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地方检察院提起公诉。
　　这样的案子，律师有多大“作为”？韩嘉毅强调说，律师在高官案件辩护中，并不像很多人所说的是讲政治的，要求配合。在他办理的案件中，从来没有哪个部门来要求他配合或者要求他怎么办。即使在庭审现场，控辩双方也没有剑拔弩张的架势，“控方的举证非常充分，公诉人对被告人的发问也非常文明得体”。
　　和很多人所感觉的不一样，为高官辩护并不算是收费高的业务，办理高官案件不仅不能挣大钱，相反还要承受加倍的压力。这种紧张并非怯场，而是来自于对刑事辩护的深层次担忧。“我常常问自己，刑事辩护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能不能阻止错案的发生。律师所能做的就是使出浑身解数。”高子程说。
　　不只是律师压力大，公诉方和法官亦同样如此。高子程说，在张恩照案宣判时，尽管是由法院副院长宣读判决书，但由于紧张，中间曾多次读错，更是将辩护人“高子程”念成“程子高”。
　　案件之外
　　律师们对腐败官员亦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们痛恨腐败；另一方面，在辩护中，他们看到高官普通人的一面。
　　精明强干，综合素质高，是律师们对落马高官的共同评价，否则也升不到如此高位。
　　根据钱列阳的总结，“这些官员中大多数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能干聪明，又能吃苦，所以提升得快”。钱列阳说：“我所接触的高官中，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心高气傲，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在单位被人抓住破绽而被打下去，然后纪委介入；第二类是完全按照官场潜规则游戏，像中共绥化原市委书记马德那样的，上下级就是买卖关系；第三类，纯属法制观念淡薄，而这又大多数发生在省部级官员。”
　　韩嘉毅认为，单纯认为官员防腐能力差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根源仍然在于官员的权力太大，这是受访高官的辨护律师的共同观点。
　　“目前高官腐败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提拔官员的人事权，另一种就是项目的审批权。这两种无一例外，都是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在杨矿生看来，这种现状必须改变，才能彻底改变官员腐败的情况。
　　在办案之余，杨矿生也在总结落马官员的心态。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职务犯罪的预防做点事情。
　　“既要有律师确保商业活动不受损失，也应该有律师确保参与商业活动的人以及政府官员不卷入到违法事件中来”。只是，他思考的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