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与废除死刑 - 刑法

　　(二)生命的美好使人们为他感到伤感

　　无论是花季少年，还是垂暮老者;无论是智慧还是愚钝;无论是美还是丑。只要是一个人，有一个生命，就会有生命的神奇。从他出生到判处死刑的当时，认识他的人，都会能够说出很多他的故事，他是这个世界多样性的人里特殊或者普通的一员。这个个体的存在本来就是神奇生命的一部分。这个生命，他的眼睛能看、嘴巴能说，恰好长成了一个别人无法代替的形象，有大脑能够思想。他死了，这一切就没有了，这是无法代替的唯一。何况，在很多的情况下，还能说出很多关于他的美好，他曾经也有过的善良、苦难、忠诚;他的生命除了一般和普通的生命神奇以外，可能还有特别的地方令人痛惜，如那三位仅仅因为一次贩毒而被判处死刑的19、20岁的少女，他们那么单纯、美丽，仅仅因为一次大量贩毒，就无法挽回。这三位少女是因为他们年轻漂亮，所以有明显令人痛惜的地方。但其实对于每一个生命，只要我们去观察、去发现，我们都会发现他令人重视的地方。特别是一旦犯罪败露，被关押的时候，表现的悔恨和无奈，更使我们为即将逝去的生命而伤感。

　　(三)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

　　在现实中，固然有亲属表现出认为被判死刑的人是死有余辜的感觉，但是这往往是一种假象，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每一个被判死刑的人都有家人为他们感到悲伤，一个人被判死刑，可能导致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痛苦和悲痛。除了悲痛以外，还有因此带来的耻辱感，也使其家人感到心理上的痛苦，因为现代社会判刑的情况比较多，但判处死刑被国家处决的人毕竟是少数。亲属的这种伤痛当然会导致他们对社会的对抗态度，但从人道意义上来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不是是否会引起亲属对抗社会的功利性问题，而是亲友们的伤痛令人同情与不忍。有的家庭，因为一个人被判死刑，其他人往往一生不快乐，有的受不了打击，因此而百病緾身，有的很快就因此郁郁而终。如果说对于被刑的人而言，生命只有一次，那么对于他的亲友而言，他也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他的死，对于家人而言，无法弥补。亲友们的这种感受也使我们感到不忍心。

　　(四)罪犯临刑前的恐惧使人怜悯

　　世界上死刑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无论如何改进，即使是使用最好的方法如注射执行死刑，也无法减轻对死的恐惧，因为这种恐惧感不是来自执行方法的痛苦，而是对失去生命恐惧的痛苦。在现代社会，残忍的执行死刑的方法已经基本废除了，临死前一刻的肉体上的痛苦相对于生命失去的痛苦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关于死刑不人道的论证大都是这个意义上的。临刑前那种对生命的渴望和对自己行为的悔恨是任何人都会为之动情的。临刑前的犯人，有的会极度激动，彻夜不眠;有的强装镇定，内心却无法平静。即将死的人对生命的依恋和不舍，让作为同类的人因此产生原谅其曾经犯下的滔天大罪的恻隐之心。

　　(五)一旦错判无法纠正使人感到后悔

　　死刑一旦错误无法纠正，给无辜而又无价的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对这一点，有人反驳说，只少有一些绝对没有任何错误的案件是可以适用死刑而不会导致错误的，如一起很多人现场目击某人杀人的情况是绝对不会出现错误的。当然，这在理论上可这么假设。但问题是国家对一个制度的设计从来就不是针对个案的，而是抽象地针对普遍的一类犯罪而规定的。在程序上，也没有哪个现代国家不是宣称按照最严格的要求来规定死刑程序的，但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家，错杀也只是减少，仍然难免十年一遇，因为执行者是人，制度只可能做最不坏的规定却无法使每一起案件都不出错。我手头的这本1000多页的《死刑与司法程序》就记载了很多程序极其严格、甚至于司法人员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还是发生了错杀的情况⑤。而生命的无价，使国家没有理由因为这是极少数而可以忽略，甚至即使是百年错杀一人，这也是可以废除死刑的充足理由，因为错杀一个人已是这个国家制度的最大不公正，有错杀的存在不再需要谈其他的理由。

　　(六)任何犯罪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刑事古典学派所提倡的保护公民个人自由与平等的刑罚公正受到了来自犯罪日趋严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冲击，国家统治急切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于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刑事实证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应运而生。他们关于犯罪原因的理论是产生对罪犯人道观念的重要依据。他们发现，一个犯罪的人，其犯罪的原因不是因为罪犯本人的道德上的恶，而是天生具有的犯罪的基因和社会多种原因影响、迫使或者诱使他们犯罪，而这些责任不应当由他们承担，而应当由社会承担，社会有义务通过以判刑的方式对其进行矫治。尽管刑事社会学派也有人主张这些人无法矫治而判处死刑，但这一学说的意义在于：确实，任何犯罪都有社会的原因，不全是因为罪犯道德上一定要弃善从恶，如杀人如麻的张君，我们也可以发现他曾经是一位在城市受到歧视的人而激发了他对抗社会的心理，如果我们想想今天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的苦难，我们不是也能在张君身上发现一部分值得同情的地方吗。

　　以上就是死刑不人道的原因，因为被判处死刑的人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伤感、遗憾、宽容之心，而使人们感到：如果对罪犯处了死刑，就会产生不忍、不快，因而形成不人道的感受，但是，正因为这种感受来自于人的内心，所以它的存在的程度也难以衡量。在刑法学说中，论证死刑不人道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认为死刑不人道而主张立即全面废除死刑的邱兴隆教授在死刑不人道的问题上也少有论述。这也许不是一个法学者能完成的，对人道的具体感受进行描述的任务，由哲学家或者诗人来完成可能更加合适，它既然是“怜悯之心，人皆有之”，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在上面作的描述人道的努力也许就是无力的。

　　三、不人道是废除死刑的唯一理由

　　根据通行的学说，刑罚的基本价值包括效益、公正与人道。 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其存在的基本价值也应当从是否具有效益、公正与人道这三方面来论证。

　　死刑的效益即其有用性产生于死刑的功能之上，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方法，其功能也表现在一般预防功能与特殊预防功能。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使用一定的刑罚，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产生的阻止其犯罪的作用。而一般预防又可具体分化为对被害人的功能和对社会的功能。具体而言，对被害人产生的是一种安抚功能，即满足被害人要求惩罚犯罪的强烈愿望，抚慰其受到的精神创伤，并使其尽快从犯罪所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对于死刑的安抚功能，我们无须做太多的论证，让杀人者偿命比什么都可以更好的安抚受害者家属的心灵创伤，很多人一辈子为了使犯罪者受到应当有的惩罚而四处奔波，如果沉冤未雪，被害人或者其家属不仅心灵难以安宁，生理上也会因此而短命。国家的刑罚就使被害人放弃了以私力救济形式出现的报复，从而防止了犯罪。对社会的功能即一般预防，也就是说以刑罚的严厉后果警告社会上的其他人，告诫他们不要去犯同样的罪，否则将受到刑罚的惩罚，从而产生防卫社会的功效。防卫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威慑效果。死刑的威慑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杀头不要紧”这只是一部人为了特殊的理想而可以做到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死刑的社会预防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特殊预防功能，亦称个别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刑罚，使其永远或一段时间内丧失再犯能力。当人的生命被剥夺后，自然也不可能再去犯罪了。